眾所周知，書刊印刷是書刊出版的基礎，與書刊出版密不可分，受到書刊出版的促使和制約。而近代書刊的出版又與近代這一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緊密相連。近代書刊印刷 隨近代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繁榮而繁榮。鴉片戰(zhàn)爭之前，由于清政府執(zhí)行閉關鎖國政策 ， 致力于傳教書刊出版的西方傳教士難以進入大陸進行以出版方式為主的傳教活動。他們徘徊 于南洋一帶的濱榔嶼、馬六甲等地，時而進入香港、澳門和當時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因此初始階段的近代書刊印刷均出自香港、澳門和廣州等地，而且發(fā)展極為緩慢。

鴉片戰(zhàn)爭失敗，清政府被迫于1942年8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并于1843年起開 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個通商口岸。至此，清政府閉關鎖國政策撤底破產， 西方傳教士遂從南洋一帶陸續(xù)遷到上述地區(qū)。例如，近代上海兩個較大的印刷出版機構墨海 書館和美華書館，就分別由馬六甲、巴達維亞和澳門經寧波遷至上海。近代出版與印刷基地 也隨之北上。開始了以西方列強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宗教、文化入侵，以及中華民族中的 先進分子憂國憂民、頑強抗爭為背景的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發(fā)展過程。而近代書 刊印刷于此作出了卓越貢獻，自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這期間，文化侵略的需要，工藝技 術的演進，西書漢譯的興起，新教科書的濫觴，政治運動的推動，商業(yè)資本的投入，殊途同歸，導演了這場中華大地波瀾壯闊而又史無前例的中西文化大融合和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歷史 畫卷。書刊印刷也因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新時期。

(一) 文化侵略的需要

鴉片戰(zhàn)爭，西方列強用船堅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赤裸裸地武裝侵略使中國迅即淪為半封 建半殖民地境地。然而，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有著自己長達數(shù)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和倫理體系，要控制中國，單憑武裝侵略顯然是不夠的。西方侵略者清楚地意 識到，要征服中國，武裝侵占的同時，必需配以文化的滲透。而出版書刊(還有報紙)則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選擇。正如美國傳教士韋廉臣所說：;凡欲影響這個帝國的人，必定要利用出 版物。……只有等到我們把中國人的思想開放起來，我們才能最終對中國的開放感到滿意。一些西方傳教士，對在中國開醫(yī)院、辦學校，難以收到更快、更大的效果感到焦急，于是便集精力于書刊出版，企圖以出版書刊為手段，來改變中國人的靈魂，征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 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可見，出版書刊乃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需要。正是出于 這種需要，在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傳教士才潮水般的涌入中國。他們以上海為中心，深入全國各地，到處印刷出版以傳教為主的各種報紙和書刊。客觀上，促進了近代書刊印刷業(yè)的發(fā)展 ，加快了西學東漸的進程。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次以西學東漸為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大融合，與漢代開始的佛教的傳入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佛教的傳入是一次輸出與輸入雙方平等而自然的過程；而中國近代史上西方文化的傳入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強制進行的。這是由這次文化輸入的侵略性所決定的。全國各地屢屢發(fā)生的教案為此提供了足夠的證據(jù)。

本書源頭篇，對印刷術起源與發(fā)展的前提條件之一的社會需求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近 代印刷術的傳入與發(fā)展也不例外。所異者，前者呈現(xiàn)地是漫長而自然的演變過程；而后者，中國社會因對比其傳統(tǒng)印刷更為先進的近代印刷知之甚少，起初還沒有表現(xiàn)出對它的興趣和要求，近代印刷的傳入和發(fā)展完全是因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需要急迫而強制進行的。急迫和強制勢必加速近代印刷工藝技術的傳入和演進過程。

(二) 工藝技術的演進

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需要印刷中文書刊，這離不開印刷技術和設備材料的支持。而當時的印刷技術和設備，由西方原封不動的傳來，并不適合于中文印刷。特別是印刷書刊的主力鉛印，需要數(shù)以萬計的中文鉛字。這數(shù)以萬計、筆畫繁雜的鉛活字的制作，成了當時近代書刊印刷難以逾越的技術障礙，西方各國雖紛紛而急迫地研制，一時也難以成就。從而制約了近代書刊印刷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石印書刊領先于鉛印書刊的局面。

為解決鉛活字制作這一難題，西方各國都曾采取從中國購買木刻版、以木刻版作母型澆鑄鉛版，再鋸成鉛活字的辦法。然此法費工費時，遠遠滿足不了當時社會對鉛活字的大量需求。遂有英國傳教士塞繆爾·戴爾(Samuel Dyer)采用鋼沖壓技術制作中文字模之發(fā)明。然鉛活字制作技術難題的解決，直到1859-1860年間姜別利牧師在美華書館發(fā)明電解法鑄造中文字模才得以完成。此后，手搖鑄字機、自動鑄字機、鑄排機等鑄字機械的傳入和發(fā)展，使得制作中文鉛活字的難題得以徹底解決。泥版、紙型鉛版技術設備的傳入，平臺、輪轉乃至高速 輪轉印刷機械的傳入，更使鉛活字印刷如虎添翼，書刊印刷遂以驚人的速度迅速發(fā)展和普及 開來。

(三) 西書漢譯的興起

西書漢譯，既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需要，也為中國有識之士救國圖強;所必須。在動蕩變革中的近代，被侵略與侵略的中西雙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急切地求助于西書漢譯，西書漢譯的興起和發(fā)展則勢在必然。

書籍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主要工具，為所有傳教士所重視。早期進入中國的傳教士馬 禮遜、裨治文等都曾從事過西書漢譯的活動。鴉片戰(zhàn)后，西方傳教士大量涌入中國，由教會 或傳教士個人建立的翻譯出版機構也隨之出現(xiàn)。這就大大加快了傳教士西書漢譯的步伐。但 教會和傳教士所建立的翻譯出版機構，主要用來翻譯宗教書籍。據(jù)統(tǒng)計，從1853年到1897年 ，傳教士翻譯書籍中屬于自然科學的不過68種，平均每年不足1.5種；而宗教書籍，僅1894 年一年就發(fā)行近百萬冊。況且，傳教士翻譯自然科學書籍是作為傳播宗教的手段，一般都很 淺陋，質量不佳。李瑞良《近代出版工作的過渡性和開拓性》，《中國近代現(xiàn)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 集》120頁，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年版。而真正重視西書漢譯的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 中尋求救國圖強的有識之士。民族英雄林則徐和被譽作;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魏源首開其 端。林則徐在廣州禁煙之時，為了解和掌握敵情，作到知已知彼，曾組織翻譯西方報刊。魏 源則在他的《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并在《籌海篇》中提出了 在廣東設立譯館的設想，開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之先聲，西書漢譯之端倪。

1862年，清政府迫于外交上的需要，在北京創(chuàng)設了旨在培養(yǎng)外交和翻譯人才的京師同文館。同文館教學內容偏重于對譯書能力的訓練。在館學生和教習均著意于譯書。在此教學宗旨指 導下，短短幾年中即翻譯西書20余種。此后，在京師同文館的影響和帶動下，李鴻章、曾國 藩、左宗堂、張之洞等洋務派領袖又先后在上海、廣州、福州、武漢等地設立了廣方言館( 上海同文館)、廣州同文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福州 船政學堂、武漢自學堂等翻譯 機構多家。其中，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書成就最著。據(jù)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書多年的 傅蘭雅著《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記載，該館于1871至1880年間，共翻譯出版圖書98 部、235本。截至1879年底，銷售額多達31111部、83454冊。由此可見，到十九世紀八十年 代，國人西書漢譯已初具規(guī)模，為西書漢譯活動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綜觀近代的西書漢譯，在1895年甲什戰(zhàn)爭之前，多為洋務派組織翻譯的科學技術書籍。據(jù)統(tǒng) 計，1895年之前已多達354種。于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官辦的翻譯出版機構外，一些國人民辦 翻譯出版機構也紛紛建立，大大加快了西書漢譯前進的步伐。

甲什戰(zhàn)敗，使國人進一步認識到;西人之所強者兵，所以強者不在兵;的道理，遂產生改革 政治、變法圖強的主張和行動。西書漢譯的內容也隨之發(fā)生變化。大量西方哲學等社會科學 書籍被翻譯成中文出版。西書漢譯圖書中法政等社會科學書籍成為主流。對此，康有為、梁啟超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梁啟超認為：;今日之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并在此思想指導下創(chuàng)建了一些譯書局，從事西書漢譯及出版活動。

改良派建立的翻譯出版機構以1895年創(chuàng)辦的;強學書局;為最早，隨后又有譯書公會、大同 譯書局、東亞譯書局、浙江譯書局、杭州合眾譯書局、新民譯書局等相繼建立。改良派建立 這些譯書機構的原因在于原洋務派建立的譯書機構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等所譯 西 書，皆;詳于術藝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國之本末，時局之變遷，言之未盡;。故改良派譯 書機構建立后，即刻著意于將嚴復、章太炎、曾廣詮等翻譯的《天演論》、《原富》(圖17- 2)、《群學肄言》、《斯賓塞爾文集》等有關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印刷出版發(fā) 行。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與此同時，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幾年時間內，還出 現(xiàn) 了一些將以往翻譯出版的報刊文章和書籍輯錄出版的;西學叢書;。譬如1895年孫延翰輯錄 的《西學叢書》，1896年富強齋主人輯錄的《西學富強叢書》，1897年梁啟超輯錄的《西政 叢書》，1899年湯壽編輯的《質學叢書》，1899年鄒凌元編輯的《通學齋叢書》，1903年 梁啟超輯錄的《新學大叢書》等十余種。參見陳東《我國近代出版事業(yè)特色初探》，載《中國近代現(xiàn)代出版學術討論會文集 》129-138頁，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年版。

圖17-2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

對西書的翻譯，既要精通西文，又要熟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門類的專門知識，不然翻譯 工作難以進行。而客觀上當時中國精通西文和通曉這些專門知識的人才極度缺乏。這給西書漢譯活動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幸好，二十世紀初大批留學日本的中國學子(1906年多達萬人) 歸國，將大批西學書籍轉由日文譯出。日本與中國同種同文，翻譯便利，大大推動了西書漢 譯活動的發(fā)展。同時，留學日本的學子還仿照日本，開始創(chuàng)辦新型期刊雜志。《譯書匯編》 、《游學譯編》、《大陸》、《新世界學報》、《大陸報》等新型雜志陸續(xù)在日本和中國出版。其中，《譯書匯編》專載留學生翻譯的書籍。這些新生的新型雜志，從版式設計、編輯 形式，到裝訂式樣，均脫離原有報刊舊制，開中國新型期刊之先河。

綜上所述，近代西書漢譯，開中國近代書刊印刷之先，對近代書刊印刷的進一步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推動。

(四) 新教科書的濫觴

在中國近代書刊印刷的發(fā)展過程中，由于中國人口眾多，教學用書印量至巨，新式學校的建 立和教學用書的更新，對新式教科書的編纂和印刷提出了相當急迫地需求，這從一個側面大 大推動了近代書刊印刷業(yè)的發(fā)展。

前已述及，西學東漸前的中國，一直采用私塾方式教學。所用教材，皆《三字經》、《百家 姓》、《千字文》、《千家詩》、《幼學瓊林》、《幼學雜字》、《女二十四孝圖說》以及 《四書》、《五經》之類的內容陳舊的書籍。在西學東漸的年代，這些知識面窄的圖書顯 然不適宜新形勢下教學用書的需要。新型教科書的興起和普及因此而提上了日程。

新式教科書的濫觴，肇始于對西方教科書的翻譯和出版。之后，從翻譯外國教科書，到國人自編教科書；從文言文的教科書，到采用白話文的教科書；從初始不夠完善的教科書，到自 成體系、完善、適于教學的教科書。發(fā)展是急速的。這要歸功于當時因教科書印量大所導致 的巨額利潤而引起的各出版商的激烈競爭。這種激烈競爭導致加速發(fā)展和進步的機制，為今日改革開放發(fā)展經濟所借鑒，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起初，出于傳教的需要，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附設了一些西式學堂，引入了西方教學用的教科書。之后，于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設立翻譯館，翻譯過代數(shù)、化學、格致之類的書籍。

這些書籍曾被一些學堂作為課本使用。再后，外國傳教士和國人開始致力于新教科書的編寫 。到俞復、丁寶書等于1902年創(chuàng)辦文明書局并出版《蒙學讀本》等教科書，中國的新式教科 書已日趨完善。文明書局對近代教科書的編寫和出版作出了重要貢獻(圖17-3)。

此后，一為新式教科書為當時中國社會所急需，二為印數(shù)巨大利潤可觀，在編寫與出版新式 教科書方面，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明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局等企業(yè)展開了激烈的 競爭。其中主要是實力雄厚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競爭。為在這場競爭中取勝，各家均 不惜重金網羅人才，以提高教科書的編寫質量。以商務印書館為例，開始時由蔡元培規(guī)劃， 繼有張元濟接踵其事。參加編寫的有如商夢旦、蔣維喬、吳研因、馮友蘭等多人，皆學識淵 博之士。中華書局等亦然。使得近代教科書迅即完善、成熟。同時，為提高印刷質量，各家 競相采用當時最為先進的設備和技術，以求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圍繞新式教科書的編寫與出版方面的競爭，始終在異常激烈地進行著。無疑，這給近 代書刊印刷業(yè)的發(fā)展以巨大地推動，成為近代書刊印刷發(fā)展歷程中的一大特征。為近代書刊 印刷業(yè)地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圖17-3　近代早期的教科書封面字樣

(五) 政治運動的推動

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近代所占有的時間是短暫的。然而，在這樣一段短暫時間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災難和凌辱卻是史無前例的。野蠻的侵略，肆無忌憚的掠奪，以傳教為主的文化 滲透和奴化教育，驚醒了沉睡的巨龍，激蕩著中華兒女的心靈。為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 ，中華志士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從林則徐虎門銷煙、鴉片戰(zhàn)爭失敗之后，為救國圖強，各 種思潮頻頻襲來，滿清王朝編織的羅網一個個相繼被沖破，文禁大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乃至西方傳教士和太平天國，各種思潮、各派勢力，無不看重書刊 出版，利用和通過出版書刊(當然還有報紙)進行激烈的辯論和角逐，以求在宣傳、介紹自己 的觀點和主張中取勝對方，進而實現(xiàn)中國的政治變革。在這一社會文化背景下，中國近代的書籍文化空前繁榮，書籍的編纂領域不斷擴大，近代的書刊印刷也隨之迅速地發(fā)展起來。

1.洋務運動時期的書刊印刷

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救國圖存為宗旨，被譽作;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魏源，提出了師夷制夷的主張，開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之先聲。此后，以李鴻章、左宗棠 、張之洞、曾國藩等清政府要員為首的洋務派，在軍事、政治、經濟、文教諸方面開展了一系列以求強、求富為宗旨的活動。其中在文教方面，自1862年起，陸續(xù)建立了一些 諸如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福州船政學堂之類的西書漢譯和印刷出版機構。這些翻譯印刷出版機構，在師夷之長技思想指導下，大量翻譯出版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圖書 ，對中國近代書刊印刷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在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洋務運動時期。書刊印刷呈現(xiàn)著如下幾個特點：一是書刊印刷以洋務派為主，官方、教會和民間同時并存；二是官方和民間翻譯印刷書籍以西方科技圖書居多，教會和傳教士印刷的圖書則主要是傳教用的宗教圖書，間有一些介紹西方醫(yī)學的書籍； 三是西書漢譯多由外國人承擔，或由外國人同中國人合作完成，其方法：先由西方人(主要 是傳教士);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這是由當時華人較少懂西文西語 且對西方新發(fā)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尚不熟悉所造成的必然現(xiàn)象。

2.戊戌變法時期的書刊印刷

1895年中日甲什戰(zhàn)爭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中國的民族危機益發(fā)嚴重。為救國圖強，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維新派隨之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在維新派看來，洋務派在洋務運動中翻譯出版的西方書籍;皆其形下之粗，而非命脈之所在。關于命脈之所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有著如下一 段敘述：鴉片戰(zhàn)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 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其所未睹也。還顧室 中，則皆沉墨積穢，于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 不得不先對于舊政治而試奮斗，于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致用 之學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tǒng)派公然舉叛旗矣。轉引自《中國近代現(xiàn)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133頁陳東先生文，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年版。

可見，在維新派看來，洋務派在救國圖存之路上未能把握命脈，這個命脈就是改革舊政治 ，要向正統(tǒng)派公然舉叛旗矣。維新派要改革舊政治，也很看重向西方學習，主張翻譯 西方書籍。但維新派翻譯西書以事關政治者為主，主要翻譯出版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這在 近代書刊出版內容上是一個重要變化。這種變化從《東西學書錄》和《譯書經眼錄》二書書 目中反映的清清楚楚。徐維則編纂的《東西學書錄》收錄的1896-1898年圖書中，工藝、兵 制和自然科學各門類占出版圖書總數(shù)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諸宗元、顧燮光于1904年合編的 《譯書經眼錄》，兵法、工藝和自然科學各門類僅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二，而社會科學 圖書卻 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一點五。與此同時，國人自著的一些諸如康有為的《大同書》、《新學偽 經考》、《孔子改制考》，譚嗣同的《仁學》，以及小說之類的圖書也陸續(xù)出版。尤其是小 說 類圖書的出版，得到當時維新派和眾多出版者以及廣大讀者的贊同和支持。維新派首領梁啟 超曾撰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了;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 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 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的主張。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小 說的出版得到了迅速的繁榮。

從上述不難看出，在戊戌變法前后短短幾年的時間，近代書刊出版得到迅速的發(fā)展。西書 漢譯除自然科學圖書外，社會科學圖書的出版一躍而占據(jù)主流地位，國人自著、尤其是近代 小說之類書籍的繁榮，對當時印刷出版來說，猶如錦上添花，使近代書刊的印刷與出版又跨 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大大前進了一步。

3.辛亥革命時期的書刊印刷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劇之時，中 華兒女為救國圖存所發(fā)起的又一次規(guī)模宏大的革命斗爭。這次斗爭與以往洋務運動、戊戌變 法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是中國民眾開始覺醒并認識到要救國圖強就必須推翻封建腐朽的滿清 政府的必然結果。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非常重視政治宣傳讀物的宣傳鼓動作用。曾大量翻譯印刷宣傳推翻滿 清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的書籍和刊物。這些書籍和刊物起初在國外或香港、上海租界印刷。后來逐漸移至國內印刷。據(jù)統(tǒng)計，從189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各種宣傳讀物印刷多達 約130種。對當時近代書刊印刷業(yè)的發(fā)展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以鄒容著《革命軍》(圖17-4 )和陳天華著《猛回頭》為例；前者內容為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抨擊封建專制，印數(shù)多達110 多萬冊；后者以民間彈詞為體裁，宣傳反滿愛國思想，銷至國內外，印銷量可想而知。革命 派印刷出版宣傳革命的書刊，維護封建專制的頑固派甚至改良派勢必印刷與出版反對這場革 命的書刊，雙方利用報刊書籍展開論戰(zhàn)，都離不開書刊的出版與印刷。辛亥革命時期又賦予 近代書刊印刷以新的內容，進一步推動著近代書刊印刷的發(fā)展。

4.五四運動時期的書刊印刷

五四運動被稱作新文化運動。從文化角度講，它主要是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向封建 思想文化和舊的傳統(tǒng)觀念猛烈抨擊、進行文學革命的運動。既然是文化運動，自然離不開印 刷與出版這個進行文化宣傳與論爭的有利武器，近代書刊印刷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和提高。譬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一些進步的出版界人士明確地 提出了反對封建的、貴族的文字，建設自由的、平民式的文字。這就使得印刷出版的書刊更 加貼近平民階層，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新型教科書和一些新文化啟蒙讀物也因此獲得了較大的發(fā)展。至于通過報刊和書籍進行的新舊文化思想的論爭，更是風起云涌，層出不窮。以《新青年》(圖17-5)為一方和以《東方雜志》為另一方進行的有代表性的東西方文化大論戰(zhàn) ，使出版界的注意力開始向文化領域的深層次發(fā)展。這種種因素組成的合力，直接推動著近代書刊印刷持續(xù)又不間斷地向前邁進。

圖17-4　鄒容著《革命軍》 圖17-5　《新青年》

(六) 商業(yè)資本的投入

在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和發(fā)展過程中，隨著西學東漸和本篇已經闡述的各種政治、經濟、文 化因素的促使下，中國近代印刷業(yè)出現(xiàn)了持續(xù)、高速發(fā)展的勢頭。吸引了以營利為目的的商 人及其資本的投入。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英國商人美查在上海開辦的《申報》館了。

前已述及，英商美查來中國經商，始作洋布和茶葉生意，因經營不善而無利可圖，遂欲改弦 更張，另謀它業(yè)。當時見報業(yè)興隆，便同他的朋友伍畢特(C·Wood Word)、普萊亞((W·B· Pryer)、麥基洛(J·Mackllap)集資白銀1600兩，購買了鉛字及印刷設備、辦起了聲名顯赫 的《申報》館(圖17-6)。美查創(chuàng)辦的《申報》館，除《申報》外，還印刷了《申報館聚珍版 叢書》。叢書分正、續(xù)、余三集，收書多達二百種。

圖17-6　《申報》館外景

除《申報》館外，美查還創(chuàng)辦了申昌書局、點石齋石印書局和圖書集成局。印刷了諸如《古 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皇朝政典類纂》、《皇朝文獻通考》、《通志》、《皇朝 經世文續(xù)編》等大部頭巨著，以及《歷代陵寢備考》、《臺灣外紀》、《新刻三寶太監(jiān)西洋 通俗演義》、《薈蕞編》、《東華續(xù)錄》、《日本國志》以及獲利頗豐的《康熙字典》等多 種圖書。

美查所辦的上海圖書集成局，地處上海熱河路，占地數(shù)十畝，規(guī)模宏大。著名畫家吳友如于 《申江勝景圖》中曾繪其外景，并綴以詩云：

秋宵澄碧纖云散，萬丈芒寒燭霄漢；

豐城劍氣今已沉，何物靈奇吐江岸?

城北樓閣挺崢嶸，中貯圖書號《集成》；

彩帙丹函抽秘府，金泥玉簡夸神京；

在昔吾朝崇典冊，搜奇直遣龍威辟；

州別部居朱墨縈，碩彥宏儒寒暑易；

厘成萬卷紛不同，包羅萬有殊難窮；

但教開卷益自在，便能染指儒稱通；

惜哉局??珍天祿，措大何由思寓目!

偶沾湛露到公卿，未許饋貧及??屋；

尊聞主人研桑徒，居奇不吝朱是沽；

勘罷丹黃充儉腹，付諸鉛??流通衢。

君不聞

倉頡作書鬼夜哭，神禹鑄鼎魅潛伏；

會見此書不日成，青藜高燭夔魅逐。

此詩原載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yè)與印刷業(yè)》注，轉引自張志強《江蘇圖書印刷 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英商美查及其創(chuàng)辦的申報館、點石齋石印書局、申昌書局和集成圖書局，在近代書刊印刷乃 至近代中國印刷業(yè)的崛起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商業(yè)資本的投入，除美查外，還有一些外商在中國創(chuàng)辦印刷機構，從業(yè)中國的近代印刷。譬 如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樂善堂書局、修文堂等。而真正促成中國近代書刊印刷乃至近代印刷 業(yè)崛起的中堅力量，是中國民辦印刷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文明書局 、 大東書局……等為數(shù)眾多的民辦印刷企業(yè)，使中國近代印刷業(yè)得以迅速崛起，開創(chuàng)了中國印 刷史上的一個新紀元。